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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深化供给侧改革 持续发展电动车产业

     (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网讯)   1月23至24日,2016中国电动车百人会论坛在北京举行,新能源汽车主管部门的领导、汽车制造及研发企业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走向。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3日晚宴上就“供给侧改革与电动车产业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做了主旨演讲。

      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会议上有讲话,要求今年在改革上迈出一个大的步子,他是说“今年要力争把改革主体框架搭建起来。要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目标,落实主体责任,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责效能,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激活全盘,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还具体的点了一些领域,这些领域今年一定要落实主体责任,做出成绩,也包括电动汽车这个领域。吴敬琏指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学界、政府和企业界共同努力,把国家创新体系从原来苏联式的模式里面解脱出来,建立一个适合国情的、适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么一个国家创新体系。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电动车产业持续发展,需要用改革来推动供给侧的质量提高。这样来应对挑战,才能够保证今后,不管是国家也好,产业也好,能够持续的、稳定的、有效率的发展。所以要完成今年的任务和今后长期的任务,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目标,这是成败的关键。
 
以下是吴敬琏的演讲实录:
    
     (谈电动车产业)这个问题,需要把产业发展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看,才能看得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去年11月份,中央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决策。过去面对的是短期问题,所谓周期性问题,现在我们认识到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趋势性问题,有人把它叫结构性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长期性的问题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从需求侧去找问题,在需求侧采取措施来应对看来是不行的。中央的决定就是要转向供给侧。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供给侧,我们的对策也要在供给侧去找出有效的对策,这是非常重大的战略性决策。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刻,亟需要提高增长质量的电动车产业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今天想讲一讲我对于这个战略决策的理解和体会。
   
       我们碰到了一个长期性、趋势性,有人把它叫结构性的挑战,最近几年中央的概括就是“三期叠加”。最突出的是第一个期,叫增长速度的换档期,进入了下行通道。第二个期和第一个期有联系,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为什么下行?根据研究是存在结构性问题,结构需要调整,但是结构调整要付出成本,也有痛苦,所以是阵痛期。第三个期叫过去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过去对应办法是用短期政策去对应,就是刺激,刺激的结果就是造成一些消极的后果,最突出、集中的表现就是负债率太高,需要消化,这三件事搁在一块儿。核心的问题就是增长进入了下行的通道,增速下降。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增速下降应该是在21世纪的早期,有人说是2003年,有人说是2004年,有人说2005年,有人说2006年,突出的表现其实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它就爆发了。
   
       应对挑战,过去用的分析方法一直是从需求侧去找问题,从需求侧去找对策,通俗地说就是“三架马车”,为什么增速下降了呢?是因为需求不足,从需求侧来说,按说理论上是“四因素”,投资、消费、出超,经济学叫净出口,还有一个就是财政赤字。“三架马车”分析法就是把前面三项提出来,经济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三架马车”的力气不够,拉不动了,它的对策呢?就是增加需求。“三架马车”的需求像增加消费,像增加出口,都碰到很大的困难。有一条是政府比较有意做的,就是增加投资,扩需求、保增长主要的措施就是扩投资,用投资去拉动增长。
    
       这在理论上源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但是凯恩斯主义跟我们做得还有点不同,凯恩斯主义是一个短期对策,并不主张长期靠这个办法。但是我们把这个短期的方法用到了长期上。用了若干年,从2009年四万亿,实际上是二十几万亿、三十万亿的投资和每年十万亿的信贷投入。一直用到最近,隔一年就来一次刺激。但是长期使用以后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投资回报递减。经济学有一个规律,投资回报递减,这个规律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后果,开始的时候投下去几万亿,拉动增长非常明显,越到后来越不行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负债积累,杠杆率超过了警戒线。这里有两个图,一个是增投资的收效越来越递减,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在2009年的时候很见效,后来还能保持一两个季度,越到后来,投资下去了,但是增长率没有提高,还是一步一下台阶。负债率是指负债和资产的比例,杠杆率是指负债和GDP的比例。2000年-2007年的时候,用得比较多的是杠杆率,杠杆率增长得不快,2007年以后,增长得非常快。
    
       这是去年6月麦肯锡的数,麦肯锡在各个单位的计算里面是中等,有的比他还要高,有的比他低。但是这个数,总的杠杆率是290%,大大超过了警戒线。当然有的国家比我们还要高,比如说有的经济学家说了,日本到400%了,也没什么事。但是我们有一个特点,日本的负债主要是中央政府负债,主权负债,只要政权存在,问题就不那么大;我们的负债,一个是地方政府负债比例很高,更高的是企业负债,企业的杠杆率在125%左右。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是欧盟要求的警戒线,企业杠杆率在欧盟来说不能超过90%。我们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企业负债率太高以后,某些环节上就容易出现偿债困难,出现跑路现象。如果负债率太高了,个别的、局部的偿债困难会演化为系统性危机,出现系统性的偿债问题,跑路的面太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太大。从这两个后果来看,继续用这个办法看来是不行了,要采取别的办法。
    
      从经济学理论上说,从需求侧去研究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靠不住的。对于一个长期问题,或者说趋势性问题,或者有人把它叫结构性问题,应该从什么侧面去分析呢?要从供给侧去分析。出现了增速的趋势性下降,不是周期性下降,周期性下降过一段时间还会回来,趋势性下降一定是供给方面出现了问题。
    
      供给方面主要是三个因素,Y=A·Kβ·L1-β这个公式,“Y”是GDP总量,供给方面是三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K”,“K”是资本,一个因素是“L”,“L”是劳动,还有一个因素是资本和劳动都不能解释的因素,由它的提出者Solow命名,叫Solow残值,或者叫Solow余量,那两个因素解释不了。这个因素是什么?Solow给它的定义叫技术进步。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在研究报告里面,不管是学者的研究报告还是投资银行的研究报告,这个数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效率的指标TFP。
    
      有些别的发展经济学家定义有所不同,比如说另外一家发展经济学家Kuznets,说成科学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另外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Schultz说这个东西是人力资本的贡献,什么是人力资本?就是人的知识和技能,其实他们说的都是一回事。共同点是依靠创新,效率提高。这种分析得出来的对策方面的结论是,我们的问题出在效率太低,解决办法是要提高效率。
我们的情况是要实现增长的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加在一块儿叫潜在增长率。本世纪初期,也就是2003年、2004年、2005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为什么下降呢?一个是劳动,人口红利没有了;二是资本,再用投资拉动增长,走到了强弩之末;三是效率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的效率比改革开放以前的效率对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地提高。

       效率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改革。改革把城乡市场打通,结构的改变会使得生产力提高。资源的配制结构发生了改变,土地资源从农村的低效利用变成了城市比较高效地利用;另外,农村劳动力低效运用转到城市里面比较高效的运用。这个过程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叫库兹涅斯过程。库兹涅斯过程,据很多经济学家研究,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在本世纪的初期走到末期了,也就是说库兹涅斯过程造成的效率提高,到本世纪的初期开始衰竭。
    
       二是开放。开放使得我们没有很多创新的条件下,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使得我们的效率有一个很快的提高。到了本世纪初期,中国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距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己的创新,就很难提高效率了,不能简单地去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的一般技术来提高自己的效率。所以,效率对于增长的贡献,在2004年到2006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计,在这段时间很明显地下降。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为什么效率下降变成趋势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根源,对策就在要从供给侧想办法。供给侧想办法,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效率。用另外一种说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这个公式,经济总量的增量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资本增量,就是投资;一个是劳动增量;一个就是效率的增量,这是效率的提高。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说的这么一回事。
   
       所以,从供给侧采取对策,它的核心就是要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提高供给的效率,就是要从过去着眼于供给的数量扩展转到提高供给的效率。我们这个产业是同样的问题,怎么能够提高的质量呢?就是要靠改革。其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是20年前提出来的,是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规定了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10年以后,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发现过了两个五年计划,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当时的总结是,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体制性障碍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管是我们的产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还是城市化的资源配置,都是政府在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怎么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怎么才能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呢?就要靠改革,用改革去铲除、消除体制性的障碍,建立一个好的体制。
   
       在我看来,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提高供给的质量,另外一个部分是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我们很少用,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喜欢用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我查了一下有关的文献,比如说IMF的文献和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的解释。结构性改革用我们的语言说其实就是体制改革,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改革,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
    
       所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一个新的体制和机制。能不能建立一个好的、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来消除这个体制性障碍,实现供给侧质量的提高。这个改革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改革要决定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就是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一条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由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
    
       市场发挥什么作用呢?主要的作用是两条。第一条,是有效的配置和再配置资源,实现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改进中得到好处,能够提高效率。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今年的重点任务有五大任务,其中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就是要进行资源的再配置工作,就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使得那些原来误配置的资源,误配置在长板,就是过剩产能、过多的房地产库存上的资源,从长板上流出来,流到短板上去,这样整个效率就提高了。从那些低效率的,甚至是僵尸企业流出来,流到效率比较高的企业上去,这样来实现我们资源再配置的任务。
    
       现在有一种倾向,因为习惯所以不太相信市场能够起这样的作用,觉得最快的办法还是行政办法,有褒有压。实际上,历史证明政府去调结构,政府用有褒有压、有控有浮的办法去调结构,效果往往是不好的,还是要发挥市场的配置和再配置资源的作用。市场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就是建立起正向的、正确的激励机制,实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很多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没有积极性,包括官员,也有这样“懒政”的问题。乱作为的减少了,不作为的增加了,根本的问题就在激励机制有问题,不能够做到奖优罚劣,做不到优胜劣汰。所以要靠改革建立起一个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和机制来,实现这两方面的任务。
   
       另外一件改革要做的事,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这里需要注意的,中央提的不是更多的、更大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是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什么叫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呢?就是要比以前好,我们刚才说了,过去政府作用也很大,但是他的作用主要在于直接的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的去配置资源,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技术路线,决定投资大小等。所以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是政府应该干点事情。上一届政府领导人经常说的,我们政府干了许多不应该干或者干不好的事情,而应该干的事情又没有干或者没有干好,要改变这种状况。
    
       像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政府在过去之所以没有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往往是直接的用行政手段去调结构,去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应该这样做,它应该做点什么事呢?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品。从大的方面来说,首先,在当前,就是要推动改革,建立起刚才所说的,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和机制。第二件事,就是在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即在处理五大任务的过程中,会爆发出一些社会矛盾,比如说去产能的过程中,就有些职工要下岗。政府要运用自己的社会政策起托底的作用,使得结构的调整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保持社会的稳定。是不是对于像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就完全不插手呢?那也不是。包括电动汽车的发展中间,有一些领域是需要政府插手的,但是怎么插手有一个很大的讲究,需要研究,政府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支持创新和创业。
   
        这里最大的危险是,政府的一些辅助措施,抑制了竞争,结果他的负作用比正作用还要大,就需要研究。在去年1月我们的百人会开会的时候,我讲过这个事情,政府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我想重复当时我说的。政府只能是提供公共品,他应该做的是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要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
    
        第二件事,要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因为教育系统的中间有一部分和基础科研是有很大外部性的。不能够把这个任务加在企业身上,要由政府来做。但是要划分清楚,比如说通常把科研分成三个部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基础研究应该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因为它有外部性,应用研究可能是可以分担,开发研究基本上是企业的事情,它的激励也来自市场,而不是来自政府。
   
        第三件事,有一些是共用技术,有一些是具有需要比较大的投资和不确定性的革命性的技术,这些东西特别是小企业很难承担。这时候政府应该要介入,介入的办法,一个是所谓PPP,也就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政府牵头来组织产业联盟开发。
    
        第四件事,进入规模的生产,这时候有两个问题往往企业很难做到。一个是这种生产或者研究具有外部性,有很大的外部效应。比如说新能源汽就有一个外部效应,就是减排。减低环境的污染,这个利益企业不可能直接拿到,这时候政府要出手。还有一种情况,一种新的产品,还没有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的时候,需要有社会的帮助。这时候政府需要出手的,但是方法一定要讲究。有一些原则要遵守。如果是需要补,有补贴的话,一定要补需方,不要补供方,因为需方和供方之间,中间隔着一个市场。在“十城千辆”的时候就是直接补供方,结果效果很不好,现在有改进,但是还是有变相补供方的情况,甚至出现了骗补的现象。还有一些办法,也许更加能够避免消极的方面,比如说积分交易,它和碳市场交易是同样一个原理。这种办法比较好,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执行中的很复杂的问题。怎么来考核、怎么来认定,这需要讲究。
    
       特别要注意,不要所谓竞争后补贴。已经进入竞争了,对有些企业进行补贴,实际上是打击了别的企业。另外政府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政策趋势,政府不要去认定技术路线。哪种技术路线是好的,不管直接认定、间接认定,这个风险都太大了,因为政府没有这个本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本领,知道哪一种技术是能够站得住的。怎么办呢?每一个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很难去做这样的研究工作,去研究技术发展的趋势。政府应该去组织,但是不要去指定技术路线。还有就是规划,最好是因势利导的来制定规划,设立平台让许许多多的单位都来提供规划设想,这样可能风险小一些。
    
       总而言之,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我们国家的创新体系,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学界、政府和企业界共同努力,把国家创新体系从原来苏联式的模式里面解脱出来,建立一个适合国情的、适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么一个国家创新体系。概括起来说,就是需要用改革来推动供给侧的质量提高,这样来应对挑战,才能够保证今后,不管是国家也好,产业也好,能够持续的、稳定的、有效率的发展。所以要完成今年的任务和今后长期的任务,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目标,这是成败的关键。
    
       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会议上有讲话,要求今年在改革上迈出一个大的步子,他是说“今年要力争把改革主体框架搭建起来。要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目标,落实主体责任,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责效能,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激活全盘,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还具体的点了一些领域,这些领域今年一定要落实主体责任,做出成绩,也包括电动汽车这个领域。第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然后是财税金融,第三项是科技创新,然后是土地制度、对外开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等。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要把不同的改革责任主体的主体责任划分清楚、落实到位,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相互协作配合。专题小组既要统筹部署,也要抓落实,对一些关键性的改革要牵头组织制定方案,改革牵头部门还要落实中央部署的具体改革任务。部门主要领导要在改革统筹协调、方案质量、立意调整等等方面负有直接责任,要全程过问。第一责任人既压挂帅又要出征,亲力亲为,对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举措要结合本地实际实化、细化,实时关心、实时跟踪、盯住不放、狠抓落实,要把改革督查工作放到重要位置,加大督查工作的力度。
    
       总之,中央要对于今年推进改革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我想要能够把这个事情落实下去,我们各方面都要配合把这件事情做好,不管是我们的国民经济,还是我们这个行业产业都能够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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